數字化時代的大學再造 2017-02-18

時代變遷帶來大學的演進,不論博雅還是通識都是時代的產物。21世紀是數字化時代,置身于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作為知識殿堂和社會燈塔的大學,也隨之演進,面臨再造。


21世紀是數字化時代,置身于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作為知識殿堂和社會燈塔的大學,積極探索符合未來趨勢、契合大學使命的發展路徑,持久實現大學的價值理想和獨立追求,共舞于時代,貢獻于時代,超越于時代,已然成為當下中外一流大學共同的自覺選擇。數字化時代,大學也隨之演進,面臨再造。


時代變遷帶來大學的演進,不論博雅還是通識都是時代的產物


教育作為社會的子系統,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和基礎。據統計,迄今為止影響人類生活方式的重大成果中70%誕生于世界一流大學。大學以知識生產、價值發現、文明融合,持續釋放社會進步的催化劑和社會變革的推動力。每一次時代變遷,高等教育都會在其中留下自身的發展軌跡。


高等教育第一階段是從“雅典學院”到“博洛尼亞大學”博雅教育。


人類社會自有文字后,開始出現專門從事教育的學校和教師。教育彰顯著使人性臻于完善的教育理想,學校通過教授學生生產、政治、哲學、文化、宗教、禮儀等知識,培養具有廣博知識和優雅氣質的人才。


公元前387年,柏拉圖創立雅典學院,該學院作為一所綜合性學校,集傳授知識、進行學術研究、提供政治咨詢于一體,實行蘇格拉底“啟發式教學法”,為上層統治階級培養人才。雅典學院的教育成果以及自由探索真理的學風和科學精神,帶動了整個古希臘世界向前發展。


同處這一“軸心時代”春秋戰國的中國,私學也應運而生。老子、孔子等主張的“師道尊嚴”和“因材施教”,與亞里士多德的“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遙相呼應,東西方先賢圣哲學在重大教育理念上,可謂心有靈犀,不謀而合。


1088年,意大利博洛尼亞大學建立,并迅速成為歐洲學者們爭相向往的學術圣地,但丁、哥白尼等眾多文藝復興時期的“時代巨人”都曾在這里求學。博洛尼亞大學由學生雇傭老師,共同評注古老羅馬法法典,被譽為歐洲“大學之母”。


從博洛尼亞大學開始,世界高等教育呈現出新面貌。


大學在重視人的道德修養和心性修為的同時,也強調對外部事物的考察和對物理世界的探究。公元12世紀,巴黎大學、牛津大學、劍橋大學等大學建立,這些中世紀大學主要的教學方法是講解和辯論,重視學生理解能力的培養。同時,這幾所重要大學開創了辯論的風氣,提出了理性訓練的教育目標,并逐步形成了在敬畏神性的同時崇尚理性和科學的文化。


此時的中國,南宋朱熹提出了求善與求真相結合的“格物致知”。他主持的白鹿洞書院,名重一時,成為當時讀書人的圣地。后來明代王陽明創立了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為核心的陽明心學,他通過創建龍崗書院、修建濂溪書院、建立陽明書院,將中國私學傳統進一步發揚光大。


1809年,德國教育改革家洪堡創立“現代大學之母”洪堡大學。作為世界上第一所新制大學,洪堡大學不僅強調學術自由,而且明確將“研究教學合一”、“全面人文教育”確立為辦學宗旨,其最大的特色是教學與研究并重,由此將大學的科研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洪堡大學”后,大學完全以“知識及學術為最終的目的,而非實務的人才培育”的“洪堡理念”開始在歐美大地傳播。19世紀初,不少歐美學者有感于工業社會批量生產式和規模化的人才培養方式過于狹窄、大學的學術分科太過專門、知識被嚴重割裂等時弊,積極倡導“能將不同知識融會貫通”的通識教育。


這一時期,自由教育和通識教育的偉大倡導者,古典人文主義教育思想的主要代表,英國教育家、紅衣主教約翰·亨利·紐曼在他的《大學的理想》(The Idea of a University)一書中,推崇自由教育理念,主張大學應平等、完整地傳授各種知識,特別強調“大學是探索和傳授普遍知識的場所”。


進入20世紀,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校長范海斯提出了著名的“威斯康星思想”(Wisconsin Idea),標志著高等教育社會服務職能的確立,大學與社會生產、生活實際也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美國教育家杜威通過《民主主義與教育》論著,積極倡導“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的實用主義教育理念,他于五四時期來華講學,其理念也開始在中國廣泛傳播。


1929年,為防止學術課程和職業課程過分專門化,芝加哥大學校長哈欽斯推出了“芝加哥計劃”,發起了經典閱讀運動,他領導建立的美國本科生通識核心課程(Common Core)一直沿用至今。


20世紀中葉以來,伴隨著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社會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的深刻調整,從歐洲的“博洛尼亞進程”,到美國的“高等教育改革行動計劃”;從哈佛大學的通識教育課程、歐洲研究型大學聯盟,再到墨爾本大學的“墨爾本模式(Melbourne Model)”,無論是西方發達國家,還是經歷了清末“大學堂”制、民國“國立大學”制、建國之初大學改造、改革開放后大學改革的中國,都在反思大學的發展,積極倡導“科學與人文交融”、“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平衡”的教育觀念。


從“可汗學院”、“奇點大學”到“密涅瓦大學”:“通-專-創”三位一體。2007年,非營利性的“可汗學院”網站橫空出世;2009年谷歌與美國宇航局(NASA)合作創辦的“奇點大學”,招收了首批30名學生;2013年,一群頭上頂著最多光環的美國教育家聚在一起,創造了一所新的四年制本科大學“密涅瓦大學”,提出了密涅瓦計劃( The Minerva Project)。該計劃在沉浸式的全球化體驗(Global Immersion)、現代化的課程(Modern Curriculum)、終身的成就支持(Future Success)和真正無地域限制、無歧視招生(Admission)等方面,進行了非常具有針對性的變革。這些大學可說是對高等教育在進行徹徹底底的推倒重來式探索,并對傳統大學形成解構之勢。


21世紀以來,越來越國際化、數字化以及多元化、個性化、職業化、社會化的高等教育,以專業教育、通識教育、創新創業教育三位一體結合的新面貌大行其道。回顧世界高等教育的發展歷程,不同時代的高等教育發展特點與時代變遷息息相關,不斷變遷的社會經濟,也催生了高等教育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波浪式前進和螺旋式推進中與時俱進。


數字化時代人類的二次進化將帶來大學革命


數字化推動了人類的“第二次進化”,21世紀是人類開始全面進入信息化社會的世紀,信息領域的數字技術向人類生活各個領域全面推進。


數字化革命既是一場技術革命、經濟革命,又是一場思維革命甚或是生存革命。它以開放、兼容、共享為特點。數字化改變了各行各業,高等教育當然也不例外。當下,數字化將引發顛覆性的大學革命。


概言之,數字化革命將引發教育理念革命。形形色色的教育應用,特別是市場的強勢介入和個人學習熱情的驅動,學生的志向與興趣、潛力和創造力被充分激發,個性化發展的機會與空間無限放大,“傳授知識”的教育已不能適應數字化時代的要求。從知識本位走向綜合素質本位,特別是“以學生為中心”,成為必然選擇。


數字化革命將引發大學治理革命。尤其是將徹底解構政府、大學、社會三者間的耦合關系和與之對應的“管、辦、評”機制,引發大學的法人治理結構革命。


數字化革命將引發教學范式革命。數字技術使學生擺脫了傳統的課本學習和統一課堂灌輸的被動學習模式,視頻、圖像等各種師生交流、學習互動工具隨需而動。學生可以隨時隨地以多種方式獲得曾經只能由教師在課堂講授的限定知識,教與學的關系邊界日趨模糊,自主學習、個性化學習、體驗式學習成為主流。


傳媒大王魯伯特·默多克曾說,如果有一個50年前的人從沉睡中醒來,他將完全不能相信今天他身邊發生的事情。實際的變化其實比我們能夠想象的還要快得多、多得多。伴隨著新一輪全球科技革命和產業躍遷,以及以數字化生產為標志的第四次工業革命,世界高等教育顛覆性變革和結構性改變已經發生。2001年,麻省理工學院最早宣布將課程免費放到網上,誕生了網絡課程的1.0版,掀起了第一次在線課程建設熱潮。2011年,全新的2.0版本、全程參與教學過程的“大規模開放在線課程”榮耀登場,2012年Coursera、edX和Udacity等MOOC平臺應運而生,這一年也被《紐約時報》命名為“MOOC元年”。


2013年,由中國海峽兩岸五所交通大學共同組建的MOOC平臺“Ewant”成功上線。僅僅十余年間,MOOC已經進入了正規的高等教育體系,并形成了較為穩定實用的基本教學模式。“黑板+粉筆”、“教師+教室”的傳統課堂與我們漸行漸遠。


而那些高等教育改革的先行者奇點大學因人工智能而創立,旨在解決“人類面臨的重大挑戰”,培養未來領軍人物;可汗學院通過在線圖書館收藏的教學視頻,向世界各地的人們提供免費高品質教育;密涅瓦大學則致力于向全球最具智慧、最積極進取的學生,提供全新的大學體驗。此外,IBM公司推出了大數據大學合作項目等新型大學,所有這些因數字化革命而誕生的新質大學,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大學革命正在全球蔓延。


新技術將解構傳統大學,大學理念和教學范式必須再造


數字化時代大學解構已經發生,然而建構卻遠未完成。數字化技術的快速變遷和高等教育傳統慣性之間形成的“文化時差”,將因技術升級步伐的不斷加快而愈演愈烈。高等教育唯有及時調整“文化時差”,才能適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大學再造,主要將在“理念、治理、范式”三個維度上展開。


大學教育理念的再造。主要關乎誰是教育的主體,或在什么意義和多大程度上以誰為中心這一問題。


從古代和農業社會“師道尊嚴下的以學生為中心”,到工業社會的“以教師為中心”,再到信息社會“教師主導下的以學生為中心”,大學的教育理念隨著不同歷史時期的大學演進而不斷發展。


在高等教育發展的歷程中,先后出現過面向過去、膜拜大師的永恒主義,面對現實、強調素質的要素主義,以及面向社會、注重致用的實踐主義等不同思想。與這些思想相對應的不同時期大學的生動寫照。


199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高等教育大會宣言中提出:“高等教育需要轉向‘以學生為中心’的新視角和新模式”。當前,我們需要重新審視“以學生為中心”這一根本命題,把曾經被剝奪、被遺忘、被異化的教育主體地位還給學生,讓學生真正在學習過程中彰顯獨立性、自主性和選擇性,而不是被教育、被培養、被塑造、被拔尖和被成長。


以學生的什么為中心尤其應是“價值塑造、人格養成、能力培養、知識探究”四維一體。


過去我們主要關注顯在的知識和能力,很少關注潛隱的人格和價值。從前知識居于最優先的地位,能力培養第二。人格和價值要么被忽視,即使意識到也是處于邊緣地位。現在把“價值塑造”和“人格養成”放在優先位置和中心地位,旨在著力培養學生內在的價值尺度和健全有力的人格。


當前,美國教育學界被新教育理念“Grit”所席卷。Grit (堅毅)的內涵是一種包涵了自我激勵、自我約束和自我調整的性格特征。大力提倡“堅毅”的主旨在于,教育最重要的部分應是培養幫助學生取得成功的性格特質、健全人格、心靈力量和意志力,使學生成為“全人”而不是“單向度的人”或“殘缺人”,尤其不能淪落為人格異化的“分裂人”或“精致的利己主義者”。


學習中應注重結果,還是更注重過程?答案仍是后者。未來的學習主要是探索未知的深度學習,學習的“過程價值”遠大于作為探索結果的“知識價值”。在人工智能或將超過人的智能的未來,學會創造性的學習和如何學習,比單純追求獲得知識的學習重要百倍。


數字化技術還將帶來大學治理結構和教育范式的再造。數字化技術使大學治理層級更加扁平,組織與協調更加快速靈活。高校將從“憑借經驗的粗放管理”,向“依靠數據分析的集約治理”轉變,從而促進教育管理方式的再造和優化。


在教學管理方面,應借助大數據,建立學生從入學、學習、生活、就業與職業發展等過程數據檔案,分析學生的學習行為、生活習慣、考核評價以及職業規劃等數據。通過數據分析助力教學改革客觀決策。


數字化時代,以“學生、學習、學問、學用”為中心的“學的范式”,將開啟人類學習的新紀元。大學應加快推進“教的范式”向“學的范式”轉移,積極建構基于“學生體驗”(student experience)的人才培養體系。具言之,應構建基于伙伴和朋輩的新型學習關系,在教與學的雙邊活動中,更注重師生學習共同體中的“學”;在教師的主導作用和學生的主體地位間,更注重彰顯學生的主體地位,更注重學生的自主教育,讓學生自主開展批判性思維驅動下的深度學習,做積極的知識發現者與建構者,全面提升學生的創新精神、創業意識和創造能力。


“學的范式”強化學生學習的個性化體驗,強調學生自我認識與自我實現,推崇學生自學習、自組織、自培養、自規劃、自調節和自適應。教學過程充分尊重每個學生的個體差異,將全面發展和個性化發展有機結合。


在學習空間和平臺方面,“學的范式”著力構建“五課堂”。“五課堂”中第一課堂,即傳統和現行的教室內課堂;第二課堂為校內課外社團、公益、興趣小組等各種活動;第三課堂是國內校外各類社會實踐、實習、實訓和義工等活動;第四課堂為留學、游學、訪學等海外學習、交流、考察和實習等項目。第五課堂則為易班(E-class)、MOOCs課程、云學習、翻轉課堂等虛擬課堂和網絡交互等e-learning學習平臺。


前四個課堂是物理空間(Physical space)中的課堂,第五課堂是虛擬空間(Cyber space)中的課堂。這五個課堂共同構成全員、全過程、全方位、全天候、全社會共同參與的“泛在”課堂,從而實現在線學習與線下學習、個體學習與集體學習、課堂學習與自主探究等學習方式的多元融合。


西南交大深入實施第一課堂改革,大力提升課程興趣度、參與度、挑戰度、獲益度和延伸度。以此同時,著力構建科學有效的第二課堂教育、培養及評價體系;積極拓展第三課堂,大力推進校企聯合培養,積極開展高水平實習實踐基地與項目建設;充分利用第四課堂,全面提升學生的國際視野、跨文化交流與合作能力。在第五課堂建設方面,學校加快推進以MOOCs及SPOCs為主體的課程資源及數字化教材建設。


大學不僅是推動國家發展的動力,也是推進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如果說21世紀世界經濟看中國,那么21世紀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也應在中國。

   

作者:徐飛,西南交通大學校長,主要從事戰略管理、博弈論、創新與創業管理等領域的研究,主要著作有《戰略管理》《二象對偶空間與管理學二象論——管理科學基礎探索》《管理學中的偉大思想》等。

文字來源:《文匯報》,2016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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